這就夠了。瓦西里耶維奇收起地圖，“安德烈耶夫，我知道你謹慎。但有時候，戰爭需要冒險。
不然我們只能坐在這里，看著城市一天天爛掉，看著士兵的士氣一天天低落。
安德烈，我們一直在潰敗，太需要一場勝利了！
告訴所有士兵，破虜軍并非不可戰勝！”
安德烈耶夫沉默了很久。
窗外傳來吵鬧聲——又有人為排隊插隊打起來了，警察揮舞著警棍沖過去。
“您需要什么支持？”他終于問。
“炮火掩護。渡湖時，用炮兵向對岸發射幾輪，制造我們要全面進攻的假象，吸引他們注意力。”
“炮彈儲備……”
“只要三十發，做個樣子就行。”
安德烈耶夫看著瓦西里耶維奇的眼睛。這個哥薩克將領眼里不僅有血絲，還有種近乎偏執的光。
他見過，在那些輸紅了眼的賭徒眼里。
“我考慮一下。”安德烈耶夫說。
“沒時間考慮了。明天晚上湖面冰層會再厚一寸，是最后的機會。
錯過，等到深冬誰也動不了。”
安德烈耶夫站起身，戴上軍帽：“下午給您答復。”
他離開咖啡館時，雪又開始下了。細密的雪粒打在臉上，像沙子。
他走得很慢，腦子里轉著瓦西里耶維奇的計劃。
從純戰術角度看，這計劃有成功的可能，但風險巨大。
萬一破虜軍有防備，兩個騎兵連就是送死。
更重要的是，這違背了索科洛夫嚴禁主動出擊的命令。
他走到炮兵陣地時，士兵們正在給炮管加蓋防雪罩。
見長官來了，紛紛立正敬禮。
安德烈耶夫擺擺手，走到一門152毫米重炮前，伸手摸了摸冰冷的炮管。
“上校，”一個年輕的中尉跑過來，“三號炮的駐退機有點漏油，正在修。”
“什么時候能好？”
“天黑前。”
安德烈耶夫點點頭，看著炮口指的方向——東方，貝加爾湖對岸。那里有他的敵人。
“上校？”中尉見他出神，叫了一聲。
安德烈耶夫回過神：“所有火炮做好戰斗準備。明天……可能有任務。”
“是！”
他轉身離開陣地，走到指揮部樓下時，他停住了，抬頭看向索科洛夫辦公室的窗戶。
燈亮著，將軍的影子映在窗簾上，一動不動。
安德烈耶夫站了很久，久到肩頭積了層雪。
最終，他沒有上樓。
而是轉身，走向哥薩克騎兵旅的駐地。
雪越下越大，把白天發生的一切——爭吵、排隊、跌倒的老婦人都慢慢蓋住。
街道又變得潔白平整，仿佛什么也沒發生過。
只有城墻上的哨兵知道，這潔白下面，裂縫正在延伸。
他趕到哥薩克駐地時，瓦西里耶維奇正在馬棚里，親自檢查一匹棗紅馬的蹄鐵。
見安德烈耶夫來了，他直起身，用袖子抹了把額頭：“決定了？”
“我需要更詳細的計劃。”
安德烈耶夫說，“每一個環節——怎么渡湖，在哪集結，撤退路線，備用方案。”
瓦西里耶維奇眼睛亮了。
他扔掉馬刷，把安德烈耶夫拉進旁邊的指揮所。
屋子很小，生著鐵皮爐子，墻上釘著張手繪的湖東岸地形圖，上面用紅藍鉛筆畫滿了箭頭和標記。
“你看，”瓦西里耶維奇手指點在地圖上，“明天凌晨，兩個連從老渡口插過去。
那里冰層最厚，偵察兵昨天實測過，承重完全不是問題。
每人帶三天的干糧，輕裝，不帶重武器。”
“馬怎么辦？”
“馬蹄包毛氈，防止打滑和出聲。馬嘴戴套，防止嘶鳴。”
瓦西里耶維奇說得很快，顯然琢磨很久了，“凌晨五點抵達湖東岸，在那片樺樹林集結。
然后急行軍五十里，中午前到達野狼峽埋伏點。”
安德烈耶夫盯著地圖：“撤退呢？”
“原路返回。如果被發現，就分兩路——一路沿湖西岸撤回，另一路向南繞，從沼澤地穿過來。
那里地形復雜，破虜軍不敢深追。”
“沼澤地這個季節沒凍實。”
“所以是險招，但總比全軍覆沒強。”瓦西里耶維奇看著安德烈耶夫，“炮火掩護呢？”
“我可以安排一個炮兵連，在你們渡湖時向對岸的疑似陣地開火。但只有二十發炮彈，多了沒有。”
“夠了。”
瓦西里耶維奇握住安德烈耶夫的手，用力晃了晃。
“老兄，你會看到，哥薩克騎兵還沒老。”
安德烈耶夫抽回手：“索科洛夫將軍那邊……”
“事后匯報。打贏了，他還能說什么？”
瓦西里耶維奇笑了笑。
安德烈耶夫扭頭看向院子里正在備馬的騎兵。
都是年輕人，多數不到二十歲，正互相幫著檢查裝備。
有的士兵在給馬辮鬃毛，編成細細的辮子，這是哥薩克的老傳統——據說這樣能帶來好運。
“你挑的都是最好的兵。”
安德烈耶夫說。
“當然。”
瓦西里耶維奇站到他身邊，“這是賭注，得押上最好的籌碼。”
深夜。
安德烈耶夫站在炮兵陣地上，看著士兵給火炮除雪。
三號炮的駐退機修好了，但炮長報告說，復進簧的彈力有些衰減，可能影響射擊精度。
“能打就行。”安德烈耶夫說。
他手里攥著懷表，表蓋已經打開。指針指向一點四十。再過一小時二十分，瓦西里耶維奇的騎兵就要出發了。
副官走過來，低聲說：“團長，將軍辦公室來電話，問炮兵連為什么在補充彈藥。”
“你怎么說？”
“我說，例行戰備檢查。”
安德烈耶夫點點頭。
索科洛夫果然盯著。
這位老將軍像頭困在籠子里的熊，看似安靜，但耳朵和鼻子都靈得很。
“彈藥車隱蔽好了嗎？”
“藏在城北的舊木材廠院里，蓋上帆布，看起來像堆木料。”
“炮手呢？”
“都在營房待命，沒讓外出。”
安德烈耶夫合上懷表。
金屬表殼冰涼，硌在手心里。他想起父親——也是個炮兵軍官，死在1877年的普列文要塞。
母親總說，父親最遺憾的是，沒看到雙頭鷹旗幟插上君士坦丁堡的城墻。
現在他自己也成了炮兵軍官，在西伯利亞的雪地里，準備支援一場很可能送死的突襲。
歷史像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