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元旦，功德林破例改善伙食。中午的餐桌上出現了豬肉白菜餡的餃子，每人二十個，還有一小碟醋。戰犯們端著搪瓷飯盆，圍坐在食堂里，吃得額頭冒汗。

杜與明夾起一個餃子，蘸了醋，感慨道：“這是我來功德林后吃的第一頓餃子。”

黃偉吃得快，已經吃完十個，含糊地說：“共和還算講人道，過年還給餃子吃。”

李宇軒吃得慢，細嚼慢咽。他胃不好，醫生囑咐少吃多餐。但今天這頓餃子，他吃得很認真，一個接一個，像是在完成某種儀式。

食堂的廣播里正在播放元旦社論，是《人民日報》的《完成勝利，鞏固勝利》。播音員鏗鏘有力的聲音在食堂回蕩：

“……1949年是華夏人民取得偉大勝利的一年……1950年，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完成全國解放，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鞏固人民民主專政……”

杜與明側耳聽著，低聲對李宇軒說：“主任，聽這意思，西南還沒完全解放？”

“應該沒有。”李宇軒放下筷子，“我前天看報，說第二野戰軍在留和1516的指揮下還在四川、云南剿匪。國民黨殘余部隊和地方土匪勾結，規模不小。”

王耀五插話：“我在山東時聽說，四川那邊土匪有十好幾萬，都是咱們……都是國民黨撤退時留下的散兵游勇，加上地方袍哥、會道門。”

“十好幾萬？”黃偉瞪大眼睛，“那得剿到什么時候？”

“看怎么剿。”李宇軒擦了擦嘴，“如果只是軍事清剿，難。土匪熟悉地形，化整為零，你進他退，你退他擾。得軍事、政治、經濟三管齊下——軍事打擊骨干，政治分化脅從，經濟解決民生，讓老百姓有飯吃，沒人愿意當土匪。”

這話說得在行。杜與明點頭：“主任說得對。當年咱們剿那邊……剿赤軍時，就是只靠軍事，越剿越多。”

廣播還在繼續：“……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不甘心失敗，仍在進行各種破壞活動。我們必須提高警惕，堅決打擊一切反革命破壞行為……”

吃完飯，戰犯們回宿舍午休。李宇軒沒有睡，他坐在窗前，翻看新送來的報紙——功德林的管理越來越規范，現在每間宿舍都訂了《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

1月2日的《人民日報》頭版有條消息：《西南軍區司令部發布剿匪戰報》。文章說，自1949年12月以來，第二野戰軍在川、滇、黔地區殲滅土匪武裝三萬余人，繳獲大批武器，但“匪患仍很嚴重，剿匪斗爭進入關鍵階段”。

文章提到土匪的戰術：“常偽裝成百姓滲透村鎮，襲擊基層政權，破壞交通線，散布謠言……”

李宇軒放下報紙，望向窗外。西南，那是他曾經經營過的地方。1931年抗戰前，他任軍事委員會西南行營主任，在四川、云南、貴州整訓部隊。當時他手下確實有三十萬大軍，但后來……

后來都跟念安下南洋了。

想起兒子，李宇軒從抽屜里拿出一封信。是半個月前收到的，從香港轉寄過來。信是李念安寫的，用的是商業信函的格式，夾在一份橡膠出口合同的副本里——這是父子倆約定的暗號。

信很短，只說“南洋生意順利，已站穩腳跟，勿念”。但李宇軒知道，兒子在婆羅洲控制的地盤應該又擴大了。三十萬舊部，雖然不可能全部帶走，但核心的幾萬人應該都過去了。有軍隊，有港口，有資源，在南洋那個殖民勢力衰退、地方土王軟弱的地方，確實能闖出一片天地。

“主任，想什么呢？”杜與明推門進來，手里拿著棋盤，“殺兩盤？”

李宇軒收起信：“好。”

與此同時，燕京城內一處四合院。

屋里沒開燈，窗簾拉得嚴嚴實實。三個人圍坐在桌前，桌上攤著一張手繪的功德林地形圖。

“這是最新的情況。”說話的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穿著棉袍，像個教書先生，但眼神銳利，“功德林分四個區：東區關高級戰犯，李宇軒在8號房；西區關中級軍官；南區關文職官員；北區是管理人員的辦公區和宿舍。”

“守衛情況？”問話的是個年輕人，戴著眼鏡。

“外圍一個加強連，四個角樓有崗哨，二十四小時巡邏。內部每區兩個班，晝夜輪值。李宇軒因為是‘重點關照對象’，門口常有一個警衛。”

“難。”第三人搖頭，“硬闖不可能。買通內部呢？”

“試過了。”中年人壓低聲音，“功德林的管理人員都是共和精心挑選的，政治可靠，待遇也好。我們接觸過兩個人，一個要價太高，另一個轉頭就把我們舉報了——幸虧我們的人撤得快。”

屋里沉默下來。窗外的風聲呼呼作響。

“上峰的意思很明確，”中年人最終說，“老頭子想要救李宇軒，但是上峰說李宇軒知道太多秘密。抗戰時期第三戰區和美國、蘇聯的聯絡，他經手。1945年國共山城談判的幕后交易，他參與。1948年國民黨高層的內斗，他清楚。現在他落在共和手里，萬一……”

他沒說完，但另外兩人都懂。

“那怎么辦？”年輕人問。

“兩條路。”中年人豎起兩根手指，“第一，制造機會讓他‘自然死亡’。他胃不好，一直在吃藥。我們的人已經接近了功德林的醫生，但還沒得手。”

“第二呢？”

“第二，傳遞消息，讓他知道我們在外面，讓他……自已想辦法出來。”

“這更不可能。”戴眼鏡的搖頭，“功德林戒備森嚴，他怎么出來？”

“所以重點是第一條。”中年人從懷里掏出一個小紙包，“這是新搞到的藥，無色無味，混在食物或藥里，三天后心衰而死，像突發心臟病。只要送進去……”

“怎么送？”

“功德林每半個月有一次家屬送東西的機會。李宇軒的兒子李學文長官在南洋，但他在北平還有幾個舊部屬，雖然都已經被監控，但可以試試。”中年人頓了頓，“實在不行，還有最后一招——在功德林的飲食里下藥，制造集體中毒事件，趁亂……”

“太冒險了！”年輕人反對，“功德林的食品采購、制作都有嚴格流程，我們的人根本進不去廚房。”

三人又爭論了一會兒，最終決定：先集中力量接近醫生，同時尋找其他送藥途徑。如果一個月內還不行，再考慮更極端的方案。

會議結束，三人先后離開四合院，消失在燕京冬夜的巷子里。

他們不知道的是，對面屋頂上，兩個穿著棉大衣的公安偵察員已經監視這里三天了。

“記下了？”年長的偵察員問。

“記下了。”年輕的在筆記本上快速記錄，“穿棉袍的是保密局燕京站副站長，化名‘老陳’。戴眼鏡的是原軍統電訊科技術員；第三個是本地青幫分子。他們計劃對功德林8號房的李宇軒下手。”

“繼續監視，不要打草驚蛇。”年長的說，“等他們和上線聯系時，一網打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