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去的路上，夏華認真而深入地思考著“國家財富”這個重大且復雜的問題。
明朝滅亡的原因有很多，致命的主因之一就是沒錢。根據多方嚴謹的史料記載，明政府每年的國庫財政收入約為三百萬兩白銀，少時會跌至二百萬兩，多時會增至四百萬兩，不過，明朝的賦稅還有糧食等實物，但真金白銀就小幾百萬兩。
財富是人創造的，中國這么大，人口又這么多，明朝延續二百幾十年下來，中國的財富總量肯定是個非常驚人的數字，都去哪兒了？反觀明朝下一個的清朝，甲午戰爭前，清政府每年的國庫財政收入高達約八千萬兩白銀，巔峰時期曾逼近九千萬兩，可以說是完爆明政府。
這么一對比，明政府真是窮得可憐。
清朝比明朝有錢得多，根本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清朝人口遠高于明朝，人多了，創造的財富也多了；
其次，清朝在時代上已接近現代，社會生產力隨著科技發展而不斷進步，稅源也比屬于古代的明朝多很多，除了傳統的農業稅、鹽鐵稅、市稅等，還有工商稅、對外商貿的關稅等；
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清朝全面地剝奪了士大夫縉紳們在明朝享有的“免稅特權”。
明朝很窮，特別是到了明末，朝廷窮得叮當響，老百姓也窮得喝西北風，銀子去哪里了？去權貴官商、豪強士紳們的私人腰包里了。
明朝中后期時，中國的商業已經非常發達了，已出現商業集鎮和資本主義萌芽了，典型代表就是商業最發達的江南，明朝時，江蘇、安徽、上海組成南直隸，清初時，江蘇、安徽、上海組成江南省，這個江南省有多發達呢？就這么一個省，上繳給朝廷的賦稅足足占全國的三分之一，并且南直隸或江南省不等于江南，“整個江南地區”還要再加上浙江、贛北等地，
可想而知，“江南”這個地方有多發達，舉目江南，商鋪如林、工場如云，天下之繁華無出此地其右。淮揚的繁華在“密度”上超過江南，但在體量上是不如江南的。
然而，明朝的商業稅卻低得可憐，僅為“三十稅一”比例。這么低的商業稅，放在明初百業待興時期是利大于弊的，有助于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但放在明朝中后期，明顯太低太低，導致本該屬于國家的大量財富流入了私人腰包。不僅如此，明朝的商業稅表面上是三十稅一，實際上根本達不到這個標準，因為存在著非常普遍的偷稅漏稅行為。
由于商業稅只有三十稅一而且實際繳納比例更低，這就使得富得流油的江南在明朝上繳給朝廷的賦稅少得驚人。怪誰呢？怪朱元璋，三十稅一的商業稅就是他定的，他為什么定得這么低？因為他是農民出身，重視農業、輕視商業并且完全意識不到商品經濟給國家帶來的巨大利益。
明朝、漢朝，都是中國古代封建王朝，但它們真的一樣嗎？當然不一樣，因為時代已經不同了。可朱元璋思想傳統，仍然是以千年前的老模式制定明朝的賦稅國策的，他嚴厲地“重農抑商”，在看到商業被嚴重地壓制了，加上他又輕視商業，所以沒對商業征收較高的賦稅，
過了二百年，明朝的重農抑商政策已名存實亡了，商業日益紅火發達，但明政府還刻舟求劍地以二百年前的標準向商人們征收那點少得堪稱隔靴搔癢的商業稅，這是明朝賦稅政策沒有與時俱進的一大惡果，導致明政府白白地損失了驚人的稅收。
政府設立重稅壓榨盤剝民營企業肯定不對，但跟宋朝的比較合理的“每五抽一”商業稅相比，明朝的商業稅確實太低太低了，甚至就這區區的“三十稅一”，朝廷都吃不上，因為偷稅漏稅行為在明朝中后期已是明目張膽的“行業潛規則”，于是，朝廷眼看著商人們賺得日進斗金、豪強大族富可敵國卻沒法從他們身上收到稅。
在征收商業稅這件大事上，清朝是明朝的鮮明對比。
中國自古以來的稅收主要是農業稅、鹽鐵稅、市稅、酒稅、路稅等，沒有真正的商業稅，因為幾千年來，中國的商業雖然一直在發展，但遲遲沒有形成大規模的產業體系，朝廷自然沒有產生征收商業稅的意識，直到明朝中后期時，中國的商業正式發展到了一個非常繁榮的新高度，具有了收稅的價值，但明政府卻又因為各方面的原因而沒有與時俱進地開辟商業稅，
明朝滅亡后，清朝建立，清政府繼承了明政府各方面的體系，明朝的商業在進入清朝后發展得更加繁榮發達了，但清政府因為明政府沒有商業稅，所以也沒有商業稅，使得清朝的商人們也因為擁有“免稅”這個巨大的優勢而賺得積金累玉，直到晚清爆發了太平天國運動，
太平軍的攻勢猶如燎原野火，每打下一座城市都能在當地商人們身上搜刮到極其豐厚的油水，鎮壓太平天國的清政府與之展開了長達十四年的內戰。打仗是最燒錢的行為，清政府為平定太平天國，足足耗費了約一點七億兩白銀，為此，清政府國庫嚴重虧損，財政已瀕臨枯竭，繼續這樣下去，清政府就算不在戰場上輸掉戰爭，也會因耗盡財力而崩潰。
為籌集銀子，咸豐皇帝絞盡腦汁、焦頭爛額，如果加大稅收，必導致民怨沸騰繼而激起更多民變，形成一個飲鴆止渴式的惡性循環，怎么辦呢？最終，一個叫錢江的人解決了這個幾乎要了清政府性命的大難題，他的做法很簡單，就是開創了中國的商業稅。
錢江認識到除了農民可以向朝廷提供稅收，商人也可以并且商人能提供更多，他因此而創立了厘金制度，也叫厘金制、厘金稅、厘捐，官府在水陸交通要道處設下收稅關卡，按照貨物市場價值的百分之一向過往的商人征收商業稅，一厘即一錢的百分之一，此法操作簡單，收效又很快，正苦苦發愁缺銀子的咸豐皇帝接到奏報后大喜，當即下令在全國各地進行推廣。
從此，中國有了真正的商業稅。商業稅與農業稅、鹽稅、海關稅成為清政府的四大稅收，一直收到清朝滅亡，該稅讓清政府每年增加了上千萬兩白銀的財政收入，并且每年不斷遞增，清朝滅亡前，該稅已達到每年四五千萬兩了。本來財力近乎油盡燈枯的清政府能有財力剿滅太平天國和對外賠款，都離不開這個商業稅。
商業稅這么香，明朝的皇帝們難道個個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嗎？當然不是，自朱元璋后，明朝幾乎歷代皇帝都試圖改變這種畸形的商業稅體系，但根本就辦不到，因為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徹底地成型和根深蒂固了——
明朝初期，因為朱元璋重農抑商和意識不到商業稅的好處，所以明政府對商人們只征收很低的稅；
明朝前中期，一批批在時代的風口上利用低稅政策富起來的商人開始利用財富優勢托舉自己的子孫、家族里的部分子弟潛心讀書，參加科舉考試，獲得功名當上官；
明朝中期，一批批官商豪強家族逐步形成，這些大家族都既有人當官又有人經商，官商一家，財富為權力鋪路，權力為財富提供保護傘，從而財富越來越多，當官的人也越來越多，財勢、權力和能量都越來越大，在這同時，開始有皇帝或大臣意識到朝廷可以征收商業稅了；
明朝中后期，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已經遍布朝堂，每每皇帝或某個大臣提出征收商業稅還未付諸行動，朝堂上的反對聲已是鋪天蓋地，“與民爭利”“違反祖制”等大帽子紛紛扣上來，提議者一夜之間淪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各種明槍暗箭防不勝防，次數多了，誰還敢當這個出頭鳥幫皇帝？皇帝見自己孤立無援，只能又憤恨、又無奈地放棄征收商業稅。
因為沒有商業稅所以有錢、因為有錢所以可以供人專門讀書當官、因為當官所以更有錢、因為更有錢所以當官的人更多，因為當官的人足夠多了所以可以阻撓朝廷設立商業稅...從而形成了一個毫無破綻的閉環。
明朝前期，皇帝沒有意識到可以征收商業稅，明朝中期，皇帝意識到可以征收商業稅了，但根本就辦不到，資本已經失控了。
失控的資本不但讓政府失去了大量本該屬于國家的財富，還吞噬著國家的生機、摧毀著國家的根基。龐大的官商豪強、士大夫縉紳集團在錢多得沒地方花后，一直拼命地兼并土地，明末時，天下土地十分，兩分屬于宗室藩王，一分屬于老百姓，七分屬于官商豪紳，給國家交稅的就老百姓的那一分，因為宗室藩王是不用交稅的，官商豪紳也是不用交稅的。
于是，明朝末年，農民因土地兼并問題而窮困潦倒，商人富可敵國，但明政府卻又沒法向商人收稅，財政吃緊的明政府只得一次次地加大跟農民收的農業稅，讓農民根本活不下去，最終釀成了張獻忠、李自成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綜上所述，明朝的財政體制簡直就是畸形。
或許有人會奇怪：江南的豪強大戶們在明朝不肯交稅，怎么到清朝卻肯交稅了呢？原因很簡單啊，入關的滿洲人才不跟這些鳥人玩那些手段呢，直接大砍大殺，用屠刀跟他們說話，用屠刀教他們怎么做人，把他們殺怕了，被殺得魂不附體的他們自然學會了什么叫納稅光榮。
在明朝，朝廷想跟江南的豪強大戶們收稅，后者在朝堂上的代言人們會利用手里的權力千方百計地阻撓，他們在地方上的勢力會煽動老百姓制造暴亂活動、反抗“朝廷的苛捐雜稅”，雙管齊下，這一手屢試不爽，
到了清朝，這些豪強大戶在朝堂上已經沒有代言人了，因為人家滿洲人在關外已組建了嚴密的朝廷中央機構，里面沒有他們的人，他們只能煽動老百姓制造暴亂活動、反抗“朝廷的苛捐雜稅”，結果被清政府毫不客氣地殺得人頭滾滾，足有一萬三千多名江南士子因欠稅而被警告“若不按時補交稅銀，就革除功名”，探花葉方藹就因欠稅一文錢便被革除了功名，
嚇得這些豪強大戶再也不敢玩這一手了。在明朝動不動就“抗稅”鬧事的江南豪紳集團在整個清朝就抗過這么一回，從此，在明朝堪稱“逃稅天堂”的江南在清朝成了“納稅大戶”。
很顯然，明朝的皇帝們對江南的豪強大戶們是沒辦法用滿洲人的這招的，雖然恨不得用。
同理，夏華也用不了這一招，因為他也是明政府官方的人，他不是李自成那種造反的人，也不是滿洲人那種外來侵略者，所以，他不能用刀搶錢，在揚州，他雖然大刮特刮，但都是出師有名的，被他刮干凈家產的汪家、鄭家、黃家等豪強都是撞到槍口上的，對華家，他就沒轍了，人家又沒有通敵叛國當漢奸。既然還在這個圈子里，就要遵守這個圈子的游戲規則。
所以夏華會對丁宵音說“沒法改變，不破不立，只能推倒重來，但，不能由我們自己推，得讓外力把他們推倒，我們再撿現成進行重建”。只是，怎么讓外力來推倒呢？這才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