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劉不說話了。

手機響，是李明打來的：“高書記，今天省報來了個記者，說要寫青州轉型的深度報道。我按您交代的，有一說一，不夸大不遮掩。”

“好。”高陽走到窗邊，“青州現在怎么樣？”

“記憶館二期文創集市開業了，第一天營業額破了五萬。鋼廠的新訂單接到手軟，老楊說今年能扭虧為盈。”李明的聲音里透著興奮，“還有，小遠書記在山區搞的電商培訓中心掛牌了，第一批二十個學員，都是留守婦女。”

高陽嘴角浮起笑意。這就是他希望看到的——火種傳下去，自已燃燒。

掛了電話，他打開電腦，開始寫江州機械廠的調研報告。鍵盤敲到深夜，煙灰缸里積了七八個煙頭。

報告寫完時，天快亮了。他站在窗前，看著江州漸漸蘇醒的城市。遠處的機械廠像一頭沉睡的巨獸，而他要做的，是喚醒它，而不是埋葬它。

一周后，省發改委召開了老工業城市轉型專題會。高陽把江州機械廠的方案拋出來，引起了激烈爭論。

分管工業的副主任老趙第一個反對：“高主任，你這個方案太理想化。土地開發收益歸工人？那地方政府吃什么？財政怎么辦？”

“財政不能總盯著工人的飯碗。”高陽針鋒相對，“老趙，你去江州看看，那些工人過得什么日子。他們為這個城市干了一輩子，臨了連個安置都保障不了，說得過去嗎？”

“那是歷史遺留問題！”

“歷史遺留問題就不解決了？”高陽站起身，“我們在座這些人，坐在空調房里，討論著幾萬工人的命運。能不能有點良心？”

會場一片寂靜。

主持會議的委主任老陳敲了敲桌子：“都別吵。高主任的方案，有魄力，也有風險。這樣吧，江州作為試點，先做起來。省里給政策支持，但丑話說在前頭——如果出了問題，高陽，你要負全責。”

“我負。”高陽毫不猶豫。

散會后，老陳留下高陽，遞給他一支煙：“你小子，到哪兒都不安生。”

“陳主任，有些事，不安生也得做。”

老陳嘆了口氣：“我知道你是好心。但省里不比地方，關系盤根錯節。江州機械廠那塊地，多少雙眼睛盯著？你這一刀切，得罪多少人？”

“不得罪人，就得分對得起良心。”

“良心……”老陳苦笑，“官場上的良心，是最貴的奢侈品。高陽，你好自為之。”

從省里回江州的路上，高陽接到孫德海的電話，語氣吞吞吐吐：“高主任，那個方案……市里有些同志有不同意見。”

“什么意見？”

“主要是土地收益那塊……市財政確實困難。”

高陽聽明白了——有人想分一杯羹。

“孫市長，”他聲音冷下來，“方案是省里定的。誰有意見，讓他來省發改委找我。但工人安置的錢，一分不能少。這話，我說的。”

電話那頭沉默了半晌，孫德海才說：“我明白了。”

車進江州地界時，天陰了下來。要下雨了。

高陽看著窗外飛速倒退的田野村莊，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他剛參加工作時，父親對他說的話：“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

這話很土，但理不土。

這些年來，他見過太多“聰明”的官——會鉆營，會來事，會搞政績，會躲麻煩。他們官越做越大，路越走越順。

但他選擇做“笨”官——啃硬骨頭，捅馬蜂窩，得罪人，擔責任。

有時候他也問自已：值嗎？

可每當看到那些老工人期盼的眼神，看到城市一點點變好，看到兒子也在走這條路時，他就知道——值。

雨終于下了起來，敲打著車窗。

司機老趙說：“高主任，這雨一時半會兒停不了。咱們直接回賓館？”

“不，”高陽說，“去機械廠。看看工棚漏不漏雨。”

車在雨中駛向那個破敗的廠區。遠處，機械廠的老煙囪在雨幕中靜靜矗立，像一根倔強的骨頭，戳向灰色的天空。

高陽知道，這條路還很長，很難。

但他會走下去。

就像青州，就像江州，就像所有在轉型中掙扎的老工業城市。

總要有人，在雨中，為那些撐傘的人，找一條能走的路。

雨下得正緊時，車在機械廠門口剎住了。

老趙正要掏傘，高陽已經推門下車，雨水瞬間澆透了他的夾克。廠區里那幾棟工棚在雨幕中顯得搖搖欲墜，棚頂的油氈被風掀起一角，嘩啦啦地響。

“高主任！”李建國從最近的一間工棚里沖出來，手里抓著件破雨衣，“您怎么這時候來了？”

“看看漏不漏雨。”高陽抹了把臉上的水，徑直朝工棚走。

棚里擠了二十幾個老工人，正用塑料布、臉盆接漏雨。雨水從棚頂的裂縫滴下來，砸在盆里叮當作響。墻角堆著被褥和行李，已經濕了一片。

“就這條件？”高陽轉過身，盯著跟過來的孫德海，“孫市長，工人在這兒住了多久了？”

孫德海支吾著：“改制開始后就……就臨時安排在這兒……”

“臨時？”高陽打斷他，“三年了，還叫臨時？”

棚里安靜得只剩下雨聲。工人們看著他，眼神復雜——有期盼，有懷疑，也有麻木。

高陽掏出手機，直接撥通了江州市委書記王建軍的電話。響了三聲，那邊接了。

“王書記，我是高陽。”

“高主任啊！”王建軍的聲音熱情得過分，“聽說您在江州指導工作，我正說晚上請您吃飯……”

“吃飯的事以后再說。”高陽的聲音在雨聲中格外清晰，“我現在在機械廠工棚里。王書記，二十幾個老工人，在這漏雨的棚子里住了三年。您知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