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人對視著。王建軍的眼神很沉,像一潭深水,看不出底。高陽的眼神很直,像一根釘子,釘在桌面上。
“行。”王建軍放下茶杯,“你提兩條:補償標準提高,或者就業崗位留夠。這兩條,你跟方文濤談。談成了,項目推進。談不成——”
他頓了頓。
“談不成,我們再商量。”
高陽知道“再商量”三個字的意思。那不是商量,是最后通牒。
“好。我跟方文濤談。”
二
方文濤是第二天來的。
他穿了一身深灰色的西裝,白襯衫,沒有打領帶,領口解開一粒扣子。這種打扮在江州的商人圈里很常見——既要顯得正式,又要顯得不拘一格,是那種“我雖然有錢但我不裝”的路數。但高陽注意到他的手表,是江詩丹頓的,十幾萬一塊。這個細節告訴他,方文濤不是那種“不裝”的人。
“高市長,又見面了。”方文濤伸出手,笑容很標準,露出一排整齊的牙齒。
高陽握了握他的手。“方總,請坐。”
方文濤在對面坐下,翹起二郎腿,從西裝內袋里掏出一盒煙,抽出一支,遞給高陽。
“高市長,抽煙?”
“不抽,謝謝。”高陽說。他其實抽煙,但在這種場合,他不接對方的煙。這是他在省經委時學到的規矩——不接對方的煙,就是不欠對方的情。
方文濤自已點上,吐出一口煙霧。
“高市長,王書記跟我說了,您對安置方案有意見。我今天是專程來聽您意見的。您說,怎么改?”
高陽把一份文件推到他面前。“方總,這是我讓經貿委做的一個測算。機械廠現有在崗工人兩千一百人,平均工齡二十四年。按省里最新的安置政策,買斷工齡的標準應該是一年一千五到兩千。按最低標準算,每人三萬六,兩千一百人就是七千五百萬。加上家屬補償、再就業培訓、社保銜接,總費用不會低于一個億。”
方文濤的笑容收了。他拿起文件翻了翻,然后放下。
“高市長,您這是跟我算賬?”
“我是跟你講道理。”
方文濤把煙掐滅在煙灰缸里,身體前傾,雙手交叉放在桌上。
“高市長,我跟您說句實話。這個項目,我的利潤空間沒有您想象的那么大。三十個億的投資,光是拿地就要花八個億,建安成本至少十二個億,稅費、財務成本、營銷費用加起來至少五個億。剩下五個億,還要扣掉各種不可預見的開支。您讓我再掏一個億出來安置工人,我的利潤就沒了。”
高陽看著他。“方總,五千個就業崗位,這是您在方案里承諾的。”
“對,我承諾了。五千個崗位,保潔、保安、收銀、導購,一個月兩千到三千塊。這些崗位,機械廠的工人可以優先應聘。但安置費——”
“方總,”高陽打斷了他,“保潔、保安、收銀,一個月兩千多塊。機械廠的工人,原來的工資是一千八到兩千五。您給他們提供的崗位,跟他們在廠里的收入差不多。但您要他們把干了二十多年的工齡買斷,每人拿兩三萬塊走。方總,這筆賬,您覺得他們算不明白嗎?”
方文濤的臉色變了。他靠在椅背上,看著高陽,眼神里有一種說不清的東西——不是憤怒,也不是不滿,更像是一種審視,像一個人在評估另一個人值不值得認真對待。
“高市長,我敬您是條漢子。”方文濤的聲音低了一些,“但我要提醒您,這個項目不是我說了算,也不是您說了算。省里的態度您是知道的。陳副省長那邊,我已經匯報過了。他說這個項目對江州的發展很重要,希望市里全力支持。”
高陽聽到“陳副省長”四個字的時候,心里動了一下。陳明遠。他的老領導。方文濤搬出陳明遠的名字,不是在匯報工作,是在施壓。
“方總,陳副省長那邊,我會去匯報。但在那之前,我們先把該談的談清楚。安置方案不改,這個字我簽不了。”
兩個人對視了幾秒。方文濤站起來,把西裝扣子扣上。
“高市長,您再考慮考慮。我那邊也再研究研究。過幾天再聊。”
他走了。門關上的時候,高陽聽見走廊里傳來他打電話的聲音,語氣比剛才硬了很多:“跟他說,這個事不能拖了……”
高陽坐在辦公室里,點了支煙。他拿起電話,想打給陳明遠,猶豫了一下,又放下了。現在打過去,說什么呢?說方文濤拿你的名字來壓我?那不是告狀,那是示弱。
他不能示弱。
三
方文濤走后第三天,高陽收到了省里的一份文件。
文件是省政府辦公廳發的,關于加快推進重點項目的通知。附件里列了全省一百個重點項目,江州東區商業綜合體排在第十七位。文件上的措辭很客氣——“請各市高度重視,加大推進力度,確保項目按期開工建設”——但高陽知道,這種“客氣”比“嚴厲”更可怕。嚴厲的話,說明還有商量的余地;客氣的話,說明事情已經定了,不需要再商量。
他把文件放在桌上,看了很久。然后他拿起電話,打給了陳明遠。
“陳主任,我收到省里的文件了。江州東區項目排在第十七位。”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我知道。這個名單是省長辦公會定的。方文濤的項目能進去,說明省里確實重視。”
“陳主任,這個項目現在卡在工人安置問題上。方文濤不肯提高補償標準,我也不想簽字。您給我指條路。”
陳明遠在電話那頭嘆了口氣。
“高陽,我跟你說實話。方文濤找過我,說了你的意見。我也覺得你的意見有道理,工人的事不能馬虎。但你也得理解省里的難處——江州太窮了,需要一個這樣的項目來帶動經濟。你不能因為一個廠、兩千個人,就把整個項目攪黃了。”
“陳主任,我不是要攪黃項目。我是要方文濤把工人的事解決好。兩千個人,不是兩千個數字。”
“我知道。”陳明遠的聲音有些疲憊,“但你有沒有想過另一種可能——如果方文濤不干了,項目黃了,東區那塊地繼續荒著,周邊的老百姓繼續罵娘,省里對江州的印象繼續變差——這些后果,你考慮過嗎?”
高陽沒說話。他當然考慮過。
“陳主任,您的意思是,我應該簽字?”
“我的意思是,你要找一個平衡點。既不讓工人吃虧,也不讓項目黃了。這個平衡點,你得自已找。”
掛了電話,高陽坐在辦公室里,想了很久。平衡點。陳明遠說得對,他需要一個平衡點。但他也知道,在官場上,“平衡”兩個字,有時候意味著讓步。
他不怕讓步。他怕的是讓錯了步。
那天晚上,他又去了機械廠。
車間里燈火通明。訂單越來越多,廠里開始三班倒了。劉志遠在值班,看見他來了,從口袋里掏出煙。
“高市長,這么晚了還來?”
高陽接過煙,點上。“劉師傅,有個事想跟您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