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人對視著。王建軍的眼神很沉，像一潭深水，看不出底。高陽的眼神很直，像一根釘子，釘在桌面上。

“行。”王建軍放下茶杯，“你提兩條：補償標準提高，或者就業崗位留夠。這兩條，你跟方文濤談。談成了，項目推進。談不成——”

他頓了頓。

“談不成，我們再商量。”

高陽知道“再商量”三個字的意思。那不是商量，是最后通牒。

“好。我跟方文濤談。”

二

方文濤是第二天來的。

他穿了一身深灰色的西裝，白襯衫，沒有打領帶，領口解開一粒扣子。這種打扮在江州的商人圈里很常見——既要顯得正式，又要顯得不拘一格，是那種“我雖然有錢但我不裝”的路數。但高陽注意到他的手表，是江詩丹頓的，十幾萬一塊。這個細節告訴他，方文濤不是那種“不裝”的人。

“高市長，又見面了。”方文濤伸出手，笑容很標準，露出一排整齊的牙齒。

高陽握了握他的手。“方總，請坐。”

方文濤在對面坐下，翹起二郎腿，從西裝內袋里掏出一盒煙，抽出一支，遞給高陽。

“高市長，抽煙？”

“不抽，謝謝。”高陽說。他其實抽煙，但在這種場合，他不接對方的煙。這是他在省經委時學到的規矩——不接對方的煙，就是不欠對方的情。

方文濤自已點上，吐出一口煙霧。

“高市長，王書記跟我說了，您對安置方案有意見。我今天是專程來聽您意見的。您說，怎么改？”

高陽把一份文件推到他面前。“方總，這是我讓經貿委做的一個測算。機械廠現有在崗工人兩千一百人，平均工齡二十四年。按省里最新的安置政策，買斷工齡的標準應該是一年一千五到兩千。按最低標準算，每人三萬六，兩千一百人就是七千五百萬。加上家屬補償、再就業培訓、社保銜接，總費用不會低于一個億。”

方文濤的笑容收了。他拿起文件翻了翻，然后放下。

“高市長，您這是跟我算賬？”

“我是跟你講道理。”

方文濤把煙掐滅在煙灰缸里，身體前傾，雙手交叉放在桌上。

“高市長，我跟您說句實話。這個項目，我的利潤空間沒有您想象的那么大。三十個億的投資，光是拿地就要花八個億，建安成本至少十二個億，稅費、財務成本、營銷費用加起來至少五個億。剩下五個億，還要扣掉各種不可預見的開支。您讓我再掏一個億出來安置工人，我的利潤就沒了。”

高陽看著他。“方總，五千個就業崗位，這是您在方案里承諾的。”

“對，我承諾了。五千個崗位，保潔、保安、收銀、導購，一個月兩千到三千塊。這些崗位，機械廠的工人可以優先應聘。但安置費——”

“方總，”高陽打斷了他，“保潔、保安、收銀，一個月兩千多塊。機械廠的工人，原來的工資是一千八到兩千五。您給他們提供的崗位，跟他們在廠里的收入差不多。但您要他們把干了二十多年的工齡買斷，每人拿兩三萬塊走。方總，這筆賬，您覺得他們算不明白嗎？”

方文濤的臉色變了。他靠在椅背上，看著高陽，眼神里有一種說不清的東西——不是憤怒，也不是不滿，更像是一種審視，像一個人在評估另一個人值不值得認真對待。

“高市長，我敬您是條漢子。”方文濤的聲音低了一些，“但我要提醒您，這個項目不是我說了算，也不是您說了算。省里的態度您是知道的。陳副省長那邊，我已經匯報過了。他說這個項目對江州的發展很重要，希望市里全力支持。”

高陽聽到“陳副省長”四個字的時候，心里動了一下。陳明遠。他的老領導。方文濤搬出陳明遠的名字，不是在匯報工作，是在施壓。

“方總，陳副省長那邊，我會去匯報。但在那之前，我們先把該談的談清楚。安置方案不改，這個字我簽不了。”

兩個人對視了幾秒。方文濤站起來，把西裝扣子扣上。

“高市長，您再考慮考慮。我那邊也再研究研究。過幾天再聊。”

他走了。門關上的時候，高陽聽見走廊里傳來他打電話的聲音，語氣比剛才硬了很多：“跟他說，這個事不能拖了……”

高陽坐在辦公室里，點了支煙。他拿起電話，想打給陳明遠，猶豫了一下，又放下了。現在打過去，說什么呢？說方文濤拿你的名字來壓我？那不是告狀，那是示弱。

他不能示弱。

三

方文濤走后第三天，高陽收到了省里的一份文件。

文件是省政府辦公廳發的，關于加快推進重點項目的通知。附件里列了全省一百個重點項目，江州東區商業綜合體排在第十七位。文件上的措辭很客氣——“請各市高度重視，加大推進力度，確保項目按期開工建設”——但高陽知道，這種“客氣”比“嚴厲”更可怕。嚴厲的話，說明還有商量的余地；客氣的話，說明事情已經定了，不需要再商量。

他把文件放在桌上，看了很久。然后他拿起電話，打給了陳明遠。

“陳主任，我收到省里的文件了。江州東區項目排在第十七位。”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我知道。這個名單是省長辦公會定的。方文濤的項目能進去，說明省里確實重視。”

“陳主任，這個項目現在卡在工人安置問題上。方文濤不肯提高補償標準，我也不想簽字。您給我指條路。”

陳明遠在電話那頭嘆了口氣。

“高陽，我跟你說實話。方文濤找過我，說了你的意見。我也覺得你的意見有道理，工人的事不能馬虎。但你也得理解省里的難處——江州太窮了，需要一個這樣的項目來帶動經濟。你不能因為一個廠、兩千個人，就把整個項目攪黃了。”

“陳主任，我不是要攪黃項目。我是要方文濤把工人的事解決好。兩千個人，不是兩千個數字。”

“我知道。”陳明遠的聲音有些疲憊，“但你有沒有想過另一種可能——如果方文濤不干了，項目黃了，東區那塊地繼續荒著，周邊的老百姓繼續罵娘，省里對江州的印象繼續變差——這些后果，你考慮過嗎？”

高陽沒說話。他當然考慮過。

“陳主任，您的意思是，我應該簽字？”

“我的意思是，你要找一個平衡點。既不讓工人吃虧，也不讓項目黃了。這個平衡點，你得自已找。”

掛了電話，高陽坐在辦公室里，想了很久。平衡點。陳明遠說得對，他需要一個平衡點。但他也知道，在官場上，“平衡”兩個字，有時候意味著讓步。

他不怕讓步。他怕的是讓錯了步。

那天晚上，他又去了機械廠。

車間里燈火通明。訂單越來越多，廠里開始三班倒了。劉志遠在值班，看見他來了，從口袋里掏出煙。

“高市長，這么晚了還來？”

高陽接過煙，點上。“劉師傅，有個事想跟您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