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高陽讓小劉訂了一張去省城的車票。他沒跟任何人打招呼，沒帶秘書，一個人坐大巴去了省城。
六個小時的車程，他一直在想。他想的是——這件事，不能以江州市政府的名義辦。上次發函，用的是江州市政府的名義，結果青州市政府直接打電話來質問他，孫市長在省里開會時當面給他難堪。這次要是再以江州的名義出面，就不是“越界”了，是“挑釁”。他不能給江州惹這個麻煩。
但他可以以個人的名義。他是高陽，曾經在青州紡織廠掛職三年，跟那些工人一起吃過飯、一起加過班、一起在車間里熬過夜。他有資格為那根煙囪說話。
到省城之后，他沒去省政府，先去了省文物局。錢局長在辦公室，看見他來了，愣了一下。
“高市長？你怎么來了？”
“錢局長，我是為青州紡織廠那根煙囪來的。”
錢局長的表情變了。他站起來，把門關上，示意高陽坐下。
“高市長，我跟你說實話。那根煙囪的認定程序，是我們局里組織專家做的。結論是——不符合省級工業遺產的標準。1958年的煙囪，在全省不算最老的；保存狀況一般，頂部有裂縫；周邊廠區已經拆了大半，只剩一根孤零零的煙囪，工業遺產的完整性不夠。”
高陽說：“錢局長，這些我都知道。但我問您一個問題——您搞了這么多年文物保護，您覺得，什么東西值得保，什么東西不值得保，是專家說了算，還是人說了算？”
錢局長看著他，沒說話。
“那根煙囪，不是因為它有多老、多完整、多有藝術價值，才值得保。是因為那些工人——王德厚、劉志遠、侯德貴——他們用一輩子的時間，把它砌起來，守著它，看著它冒煙。它是他們的命。您把他們的命拆了，您給他們什么？”
錢局長沉默了很久。他站起來，走到窗前，背對著高陽。
“高市長，我干這行三十年了。我挖過墓，修過廟，保護過一堆別人眼里不值錢的破磚爛瓦。我告訴你，搞文物保護的人，心里都有一桿秤。這桿秤不是專家委員會定的，是自已心里的。有些東西，專家說值一個億，在我心里一文不值；有些東西，專家說一文不值，在我心里值一個億。”
他轉過身。
“你那根煙囪，在我心里，值一個億。”
高陽沒說話。
“但規矩是規矩。認定程序已經走完了，結論已經出了。我不能因為心里覺得它值一個億，就推翻專家委員會的結論。那樣做，我在這位子上坐不住。”
“錢局長，我不要您推翻結論。我只要您做一件事——重新組織一次認定。換個專家組，換個標準，換個角度。不要只看它老不老、完整不完整，看看它背后的那些人。那些工人，那些家庭，那些一輩子跟這根煙囪綁在一起的人。”
錢局長看著他，看了很久。
“高市長，你知道重新認定意味著什么嗎？意味著我要推翻上一個專家組的結論，意味著我要跟青州市政府對著干，意味著我要在省里得罪一批人。這些后果，你考慮過嗎？”
高陽說：“錢局長，后果我來扛。您只需要做您認為對的事。”
錢局長沒說話。他走回辦公桌后面，坐下，拿起一支筆，在一張便簽紙上寫了一行字，然后撕下來，遞給高陽。
“這個人，姓顧，是省建筑科學研究院的退休教授，搞了一輩子工業建筑。他在業內有名望，說話有人聽。你去找他，讓他去看看那根煙囪。如果他覺得值得保，讓他寫一份報告。有了這份報告，我才能重新組織認定。”
高陽接過便簽紙，看了一眼上面的名字和電話。
“錢局長，謝謝您。”
“別謝我。我不是為了你，是為了那根煙囪。”
三
高陽從省文物局出來，直接去了省建筑科學研究院的老家屬院。顧教授住在三樓，一個老式的單元房，門口擺著幾盆綠蘿，葉子有些發黃。他敲了敲門，過了很久才有人來開。
顧教授七十出頭，瘦高個，頭發全白了，戴著一副老花鏡，穿著一件灰色的毛衣，袖口磨得起了毛球。他站在門口，打量著高陽。
“你找誰？”
“顧教授，我是江州市的高陽。省文物局的錢局長讓我來找您。”
顧教授沒說話，側身讓他進了屋。客廳不大，到處是書——書架上、桌上、沙發上，甚至連地上都堆著幾摞。墻上掛著一張老照片，是一棟巨大的廠房，紅磚墻，拱形屋頂，像一座教堂。
“坐。”顧教授把沙發上的書搬到桌上，騰出一塊地方。高陽坐下，顧教授在他對面的一把藤椅上坐下，拿起桌上的老花鏡戴上。
“錢局長跟我說了，青州那根煙囪的事。你是江州的市長，管青州的事？”
高陽說：“顧教授，我在青州待過三年，在青州紡織廠掛過職。那根煙囪，我看著它冒了三年煙。”
顧教授點了點頭。“你在廠里待過？”
“待過。在車間里跟工人一起干活，學接線頭，學換紗管。手笨，學了半天也沒學會。”
顧教授笑了一下。那個笑容很短，但讓他的臉一下子柔和了很多。
“我在工業建筑這一行干了一輩子，見過的工廠比你們見過的商場還多。我告訴你，工廠這東西，不光是鋼筋水泥、磚瓦木頭。它是活的。每一棟廠房、每一根煙囪、每一臺機器，都有它的命。你站在它面前，能感覺到它在呼吸。”
他站起來，走到墻邊，指著那張老照片。
“這是沈陽鐵西區的一個老工廠，1953年建的，蘇聯人設計的。2008年拆的。拆之前我去看過，站在廠房里，能聽見風從破了的窗戶里灌進來，嗚嗚地響，像一個人在哭。”
他轉過身，看著高陽。